在此之前，维克托曾经参加过质询会议，不过，那次是执行委员会的质询会议，其实说白了，应该算是政治局的质询会议，而这一次，则是国防人民委员部的质询会议。

在苏联的体制结构中，国防人民委员部与国防委员会不是一回事，国防委员会是在和平时期长期存在的一个部门，是一个纯军事性的机构，而国防人民委员部，则是在战争爆发之后成立的，起作用，是将各个职能部门统合到一个部门之下，以便更有效率、更及时的应对战争。

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委员相对来说人数就比较多了，来自各个部门的委员、副委员都有，又人在莫斯科，也有不在莫斯科的，但即便是人在莫斯科的，也有二十多号人了。

参加质询会议的人一多，观点和立场自然也就多了，不说别的，仅仅在对待费比舍恩科这件事的态度上，到场的诸多委员们就不可能达成共识。

来自军方的诸多委员同志们，当然大部分是希望能够免除对费比舍恩科的追责，但也有一部分在态度上比较模糊，甚至还有一部分持有反对意见，比如说来自政治部、军事委员会的人。

而除了军方的诸多委员之外，来自其它部门的委员，则大部分态度不是很明确，真正有明确态度的，终归只是少数。

但是，在限制内务人民委员部这类国家安全部门的权力这一问题上，持支持态度的人却是占据了绝大多数，甚至有人认为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权力同样应该受到限制。

“……国家安全机构很特殊，他们的工作躲在厚重的帷幕后面，充满了神秘感，”日丹诺夫同志在发言的时候，依旧是那么的中气十足、激情四射，“我们必须承认，他们的工作很重要，但同样的，对他们的工作，我们难以知情，难以有效监督，也是一个事实。我认为，将负责情报的国家安全机构纳入监督的框架之内，使神秘的国家安全部门的权力受到有效的监督，这个问题正变的日显紧迫……”

必须承认，日丹诺夫同志的口才是非常好的，毕竟分管了那么长时间的宣传鼓动工作，没有好口才的人可是做不来这份工作的。他激情四射的演讲，时不时迎得在场诸多委员们的掌声，且不管在场的人是不是支持他的观点和立场，至少理解上的掌声是不能少的。

坐在受质询的席位上，维克托低头看着自己面前的桌面，此时，桌面上摆放着一个记录本，随着日丹诺夫同志的发言，他时不时在记录本上写点什么，就像是在认真的做记录一样。

不过，如果看看他的记录本就会发现，他在本子上所写的东西，与日丹诺夫同志的发言没有任何关系。

从今天会议的情况来看，如今对国家安全部门加强监管，似乎已经成为了所有人的立场和观点，这一点维克托自己就能体会的到。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毕竟国家安全部门的名声不怎么好，尽管在最近一年多的时间里，维克托一直都在想办法改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形象，但这种工作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时间。

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考虑，维克托认为，对国家安全部门的工作加强监管，其实并没有什么错误，毕竟不管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也好，还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也罢，都掌握着很大的权力，而不受监管和控制的权力，是非常危险的。

不过，监管也要看受谁的监管，受什么样的监管，毕竟监管不等于指手画脚，监管者也不等于太上皇，这两者是截然不同的定义，必须要搞清楚。

斯大林同志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他认为国家安全机构需要一定的自主权，不希望给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套上缰绳，以影响两部门的工作效率。

领袖同志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想法和观点，维克托认为应该是与自己的工作分不开的。

不是维克托自我感觉良好，也不是他没有自知之明，而是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所做的工作与所取得成绩，的确是令斯大林同志满意的。尤其是对外情报局，不管是军事情报，还是科技情报，亦或是外交情报、商业情报等等，对外情报局的收获都是巨大的，不说别的，仅仅是一个盘尼西林的技术情报，就为联盟创造了多大的优势？

除此之外，包括火箭研发技术、核武器研发技术、电子通讯技术、计算机技术等等等等，那海量的技术情报，有哪一项不是令科学院喜出望外的？说真的，如果说在如今的联盟内部，有什么人对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印象改观最大，那一定就是苏联科学院的院士、专家们了。

但是话说回来，斯大林同志的立场在大多数时候是很重要的，但有些时候，也不能过分高估他的态度，因为斯大林同志并不是个刚愎自用的人，如果有谁能够给出一个正确的建议，他也并不介意改变自己的观点。

所以，维克托现在如果不想让库兹涅佐夫过分插手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事务，那么，就必须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来，这个方案必须让斯大林同志接受，并愿意鼎力支持它。

作为重生者，维克托前世的时候没有接触过苏联的情报机构历史，不过，他对国内的情况，以及欧美一些国家的情报机构运作还是有所了解的。

实际上，在维克托看来，在国家安全问题上谈法制，完全就是个悖论，因为对于联盟来说，国家安全问题始终都应该是优先于个人利益的，也可以说，公民的个人利益必须服从于国家安全大局。

因而，从这个角度上看，斯大林同志的想法才是最合理的，他需要的是一个平衡，希望既能够最大限度的保障好国家安全工作不受影响，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联盟的法制建设进步。

在维克托前世的时候，美国人在七十年代也曾着力解决这个问题，当时主要是受了水门事件的影响，美国人才在参议院弄了个“丘奇委员会”，又在众议院弄了个“派克委员会”，专门用来监督和调查国家安全机构的工作。

在美国，不管是参议院也好，众议院也罢，都属于是立法机构，而在联盟，属于立法机构的是什么部门？毫无疑问，就是最高苏维埃，不过，在现如今的联盟，最高苏维埃的象征性意义更大一些，实际的权力却是基本谈不上的。

尤为重要的是，在过去的十几年时间里，最高苏维埃的权力一直都在弱化，不管是什维尔尼克还是加里宁，都是没有什么实权的。

但是，按照苏联宪法的规定，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主席，才是地地道道的国家元首，与国内的国家主席是一样的性质，可天知道斯大林同志是怎么想的，他似乎始终对最高苏维埃主席这个位子不感兴趣。

如果……

当然，现在这里考虑的依旧是如果。

维克托想着，如果自己向斯大林同志提交一份报告，建议斯大林同志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一职，同时，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之下，组建一个执行委员会，专门负责对国家安全部门的工作实施监督和审查，那又会如何？

没错，现在谈的问题是法制的问题，而这次的质询，则是打着法制的幌子，考虑对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加强监督和管理。

可中央书记处是什么样的部门？那是党的部门，与法制或是国家安全工作有什么关系？在这个问题上，让中央书记处参与进来，就是完全的党政不分。

而既然是法制问题，自然就要从法律的角度考虑，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也好，内务人民委员部也罢，他们的地位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是平等的，因此，后两者当然不可能掌握对前两者的监督或是审查权，否则的话，等于是给国家安全机构降格了，若是那样的话，就得考虑最高检察院亦或是最高法院中存在反革命分子怎么办？

所以，如果将监督和审查国家安全机构的权力，归入到最高苏维埃之下的话，那么一切就都合理了，甚至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主席、人民委员，都可以由最高苏维埃来任命。

最高苏维埃作为联盟的立法机构，既有立法的权力，也有解释法律的权力，因此，它可以在实际工作中，制订相应的法律，来确定国家安全部门的权责与行动准则，同样也是名正言顺。

另外，维克托不仅准备以报告的形式建议斯大林同志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还准备建议他兼任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书记以及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维克托相信，只要他能够给出足够的理由，相信斯大林同志应该会对这个提议感兴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