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在立场上倾向于乌克兰民族主义，倾向于乌克兰化，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他虽然不是地地道道的乌克兰人，但几乎就是在乌克兰成长起来的，他是一个名副其实在乌克兰成长起来的干部，其在乌克兰的政治影响力也好，根基也罢，都异常深厚。

“最近这几年，尤其是在卫国战争期间，国内的民族主义分离情绪是非常严重的，”米利恰科夫似乎想到了什么，他摸摸口袋，片刻后，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香烟，嘴里则继续说道，“你人在莫斯科，可能对这方面的情况感受不是很深，但是在远东，在马加丹，我能够感受的非常清楚。楚科奇人、雅库特人等等，都有一定的分离主义情绪，当然，这也与日本人的挑唆有关。”

楚科奇人和雅库特人，都是联盟远东地区的少数民族，都属于是黄种人。实际上，雅库特人还好说一点，他们的人口数量毕竟还多一些，而楚科奇人属于一个很封闭的民族，他们的人只有几万人，如果单论马加丹的话，这个民族的人口还不到两万呢，而同样是在马加丹，俄罗斯族的人口则超过了五十万。从这一点上说，楚科奇人要想谋求民族分离主义的话，可能性可谓是少之又少。

不过维克托非常清楚，米利恰科夫所说的这番话也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就在卫国战争期间，尤其是在卫国战争初期，日本人对远东的渗透非常频繁，他们频频试图在远东各地挑起叛乱，以打乱苏军在当地的部署，从而寻找进攻联盟的有利时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远东的少数民族中出现一部分野心家，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

其实说到底，还是联盟对远东地区的重视和开发程度远远不足造成的，社会状态的封闭和经济发展的滞后，是最容易造成民族分裂主义情绪高涨的。

“当初你也曾经主持过卡累利阿地区的工作，”米利恰科夫抖着手中的烟盒，试图从里面抽一支烟出来，同时对维克托说道，“那里的民族情况同样非常复杂，说说看，当时你对卡累利阿地区的芬兰人是怎么看的？”

维克托摸摸口袋，掏出一包“卡兹别克”递过去。

这年头比斯克烟草工厂生产的“卡兹别克”已经开始恢复供应了，在市面上流通的一共有两种，一种是纸包装的那种普通大众烟，比较廉价，而另一种则是铁盒装的二十五支型，价格比较贵。至于维克托所抽的这种，不属于两种内的任何一种，这是比斯克烟草工厂专门为克里姆林宫提供的特制香烟，尽管烟丝依旧是炒制的，看上去很细碎，但选料却非常讲究，现在，斯大林同志也抽这种烟。

看到维克托递过来的香烟，米利恰科夫没有客气，他直接将自己那包烟装进口袋里，又将维克托的烟接过去，抽出一支叼进嘴里。

“我在民族主义的问题上，恐怕与赫鲁晓夫同志的立场不太相合，”维克托拿出一个打火机，替对方将香烟点上，这才说道，“当初在卡累利阿任职的时候，我就曾经向莫斯科打过一份报告，专门谈到了有关卡累利阿地区普遍存在的干部党员民族化问题。我认为，在当时的卡累利阿，这个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大批的党员干部，没有将联盟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利益放在首位，而是将所谓的民族性放在了首位，将个人的以及某些小团体的利益，放在了最高的位置。他们将党员的身份以及干部的升迁，与民族认同直接挂钩，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说到这儿，他停下来，给自己也点上一支烟，这才最后说道：“我认为这种做法，这种趋势，非常的危险，如果莫斯科不能提高重视的话，对于扼制全联盟范围内的民族主义问题，是非常不利的，这是一个隐患，将来的某一天总归是要发作的。”

米利恰科夫叼着烟卷，烟雾在他的脸前缭绕着，灯光照射中，这烟雾呈现出淡淡的紫蓝色，将他脸上的表情也遮掩的很好。

“其实，你所担心的这个问题，在二十年前便有人曾经提出过，”沉吟了良久，米利恰科夫才开口说道，“也正是当时的这份报告，引发了有关民族问题的长时间争论。不过，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志的健康状况已经非常糟糕了，他颈部的子弹虽然被取了出去，但对于缓解他的病情却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此后几年的时间里，莫斯科都在一系列有关政权交接的问题上反复博弈，因此，这方面的工作也就在无形中被忽视掉了。”

说到这儿，他再次停下来，看了维克托片刻后，笑道：“你能察觉到这方面的问题，说明当时的你虽然欠缺地方工作的经验，但却有着足够的政治敏感度，而这对于你这样的年轻干部来说，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优势。但是换一个角度讲，有了足够的政治敏感度，却不能妥善的选择趋利避害，这种做法显然就不是多么明智的了。”

维克托默然不语，他明白米利恰科夫这番话的意思。

很明显，当时维克托能够感受到卡累利阿所存在的党员干部民族化问题，这就说明他的政治敏感度比较高，政治嗅觉比较灵敏，至少能够感受到一般人感受不到的异常气氛。他的问题在于，当时在察觉到党员干部民族化的问题之后，不应该向莫斯科提交那份报告，直接将这个问题揭发出来。

为什么这么说？

事实很清楚了，就像米利恰科夫所说的，这个问题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有人提出来了，但直到现在都没有解决掉......不，不是没有解决掉，而是没有一个定论。

乌克兰是个什么情况？在二十年代卡冈诺维奇担任第一书记的时候，他就大肆推动去乌克兰化的方针，限制甚至是打击乌克兰民族化的现象。结果，最终的结局，是他被调离了乌克兰。

而在卡冈诺维奇之后担任乌克兰第一书记的人，是斯塔尼斯拉夫·维肯季耶维奇·科西奥尔，尽管乌克兰人说三十年代的大饥荒，是由此人直接引发的，但实际上，科西奥尔在民族问题上的态度是比较保守的，其手段和做法并不激进。

之后的历史很清楚了，科西奥尔在三十年代末被定性为波兰间谍，然后直接枪毙了，继他之后出任乌克兰第一书记的，便是赫鲁晓夫同志了，他在这个位置上干的时间很长，并且在民族化的问题上，他与卡冈诺维奇其实是背道而驰的。

总而言之，以乌克兰为例，从二十年代初到现在，有关民族化的问题已经闹了二十多年了，直到今天都没有一个定论，这说明什么？毫无疑问，这就说明支持民族化的人与反对民族化的人其实是势均力敌的，甚至可以说，前者还占据了优势，否则的话，赫鲁晓夫在乌克兰也干不了那么久。

在这种情况下，当初的维克托冒冒失失的跳出来，以提交报告的形式，在这个敏感的问题上大放厥词，其本身也是很不明智的。

如今的维克托在政治上当然是成熟多了，但他此刻的沉默不语，就表明了一点，那就是他对当初提交那份报告的举措，并不感觉后悔，如果有可能再重新选择一次的话，他还是会这么做的——如今的维克托在政治上不仅仅是成熟了，而且还有了自己的立场和主张，轻而易举就后悔，可不符合他现在的身份。

“当然，这只是我对当时的你所做出的评价，”米利恰科夫接着说道，“至于现在......”

语气一沉，他偏头看向不远处的湖面，说道：“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卡冈诺维奇同志在乌克兰的工作，的确是做的很有问题，他的错误不在于未能缓解乌克兰农业生产的颓败，而是在于始终未能掌控住乌克兰的局势，作为第一书记，这是无能的表现，也是斯大林同志最为不满的地方。将赫鲁晓夫调回莫斯科，固然展现出了中央对此人的不信任，但与此同时，卡冈诺维奇所能获取的信任度，恐怕也没有好到哪去了，前者是野心勃勃，后者是能力不足......”

米利恰科夫的话还没说完，维克托就陡然意识到了什么。

没错，包括斯大林同志在内的中央核心决策层，显然是对乌克兰的局势感觉非常不满了，所以，才会将赫鲁晓夫调回莫斯科。可在这里必须明确的一点是，卡冈诺维奇作为第一书记，掌控不了乌克兰的局面，而莫斯科做出的决策，却是将他的竞争对手调走，这不就是明摆着的拉偏架吗？这种手段，在人事安排方面可是很少见的，一般情况下，应该被调走的人是卡冈诺维奇才对，最多，莫斯科再安排一个更强力的人过去接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