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曙还是象以前那样，一言不发。颇有些象传说中的雍正，沉默寡言，莫测高深。当然肯定不是，抛开民族的成见，雍正乃是清朝一个罕见的英主，没有雍正，就没有乾隆盛世。不能说赵曙是昏君，但离雍正还差了不知十万八千里。

可是韩琦与欧阳修一张脸气得青一块紫一块。

太打脸了。

赵曙道：“散吧。”

不置与否，其实还没有人注意，这一散散得正是时候。否则台谏大臣一起醒悟过来，马上朝堂会闹翻了天。

一个个眼睛茫然地盯着范镇，根本就没有想到，直到出殿时，贾黯等人才捶胸顿足，知道自己失去最好的良机。

也不是如此，范镇这次进谏起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唤醒许多人的良知。之前，为了拍赵曙与韩琦的马屁，附和大臣还有不少的。但自从范镇进谏后，附和的人只有五六人而己，这五六人还包括韩琦、欧阳修与赵曙本人。如果在赵祯朝，仅五六个人，余下的要么沉默要么反对，不要说濮仪，就是黄河的河工，也休想通过。

赵曙朝也休想通过，但人家有办法……当时韩琦没有任何办法，怒极，将范镇喊到中书，大发雷霆，喝道：“你撰列好诏书，为何不送入中书详检，就直接上奏？”

这次打脸打得太狠。

然而对范镇不起作用，能为一件事白头，要么为感情痴到极点，例郑朗，要么形势危急，如伍子胥与李自成，要么为一件事执着忧虑，例范镇，范镇不是一夜白头，也是在很短时间白头的，那时他还不到五十岁。从科学角度分析，成立可能姓不大，但有，极少极少。

都是特殊情况，大痴之人身上才能发生的事。

范镇就属于这种既执着又倔强认死理的人，韩琦喝问，经过十一奏皇嗣后，范镇根本无所谓了，抬起头，看着韩琦，反问道：“司臣接到诏书不敢稽留，迅速办好以闻，乃是其职也，难道做错了吗？”

你是韩琦是首相，也得讲一个理儿。

韩琦还想发怒，忽然变得聪明起来，不能辨，越辨越说不清。

经过范镇论证，一些大臣们不敢附和了。

中间有一个区别之处，说大臣的气节，无论北宋或者南宋，气节算是最好的。两宋灭亡之即，是有人投降，可更多的人顽强不屈，涌现出许多民族英雄。这也固然与宋朝养士有关。反观明朝，清朝入关，哗，一二三全部投降了，连一个皇**不如。并且两宋灭亡，皆是绝对的昏君当道，至少远不及崇祯。

但这种节气，现在让韩琦与欧阳修头痛万分。

接着司马光、吕诲与贾黯等台谏大臣纷纷上书。

中间只有一个人看得很清楚，富弼。

没用，再上书，人家也不会听，于是加快了辞职步伐，乘早退，一旦皇考落实下来，自己都会遗臭万年。居然准了，对于韩琦来说，退最好，郑朗在郑州修书，慢慢修吧，儒学好修的吗？曾公亮和稀泥的。只有富弼一个大佬，富弼一走，群龙无首，想闹也闹不起来，闹可以，也可以从容收拾。富弼与张昇前后离去，枢密使不能空出来，韩琦与曾公亮欲迁欧阳修为枢密使，欧阳修说道：“今天子谅阴，母后垂帘，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

两人服其言，停止此议。

甚至让曾公亮迷惑了好几年，最后还是郑朗无意中与曾公亮谈及此事，将秘密揭开。当时濮仪之争，朝野上下，议论纷纷。先前还有人附和，最后附和的人越来越少，仅变成五六人而已。宋朝几万名官员，京官就有几千人，仅五六人赞成此事，可想闹到何种地步。这时候欧阳修敢不敢担任枢密使？

赵曙并不傻，他心中也害怕，害怕郑朗从郑州返回京城，此时郑朗四娘去世一年有余，他回京不担任官职，只是去待漏院走动一回，谁能阻止？那么什么事都能发生。

因此将文彦博从永兴军召回叙职。

大家皆认为赵曙是二百五，实际他不但不是二百五，而是很聪明，看看韩琦替他背了多少小黑包？

没有立即授任，而是先交谈，说道：“朕在此位，卿之力也。”

然看着文彦博的反应。

文彦博对道：“陛下登储纂极，乃先帝圣意，皇太后协赞之功，臣何敢当。”

赵曙道：“备闻始议，卿于朕有功也。”

文彦博只是逊避不敢当。赵曙盯着他的脸色，也看不出文彦博内心活动，犹豫不决，让文彦博回去。实际文彦博很聪明，濮仪之争这滩水太浑了，他一直没有怎么趟入。文彦博离开，赵曙将韩琦喊来询问，韩琦认为好，至少在对付郑朗上，两人是站在一条线上的，郑朗丁忧期渐渐满，早迟要召回朝堂的，难道一直让他呆在郑州著书立说？不要说自己，皇上也不敢哪。或者指望郑朗再死一个娘娘，可余下来的娘娘算怎么一回事？五娘苦人家出身，六娘七娘乃是一个记子，不要说守丧一年，有一个百曰之期，郑朗就做得很不错了。

韩琦立即再三说文彦博的好处，赵曙同意。

文彦博还未到陕西地界，中使重新将他追回，再次督促他迅速返回京城担任枢密使。原来的首相，变成了西府首相，但也比呆在地方上强啊。文彦博未拒绝，回到京城，接替富弼为枢密使。

又用吕公弼为枢密副使，韩绛为三司使。

韩绛下去，出任益州，开始张咏为了帮助贫困百姓，给券于贫民，令其春籴米、秋籴盐。这是善政。但时间推移，善政就不再是善政了。宋孝宗的义仓最为显著，未发生。张咏这一法政却是活生生的例子。

因为时久，这种券得到大家公认，某些方面与债券或者货币相当，皆转入富室之手。韩绛做了改革，削除旧籍，召贫民别给券，令其三年为限，视贫富辄易之，豪强虽反对，然而不得逞。蜀与蕃夷交界，边人伐木于境上，这是无奈之举，就算不制墨，也要做房屋，中原地区还能指望高丽与倭国来的大红松，但能不能运到四川去？因此多有纷争，韩绛下令禁伐木，又以兵守蚕崖关，绝蕃部往来，只在威茂二州交易。不能说全部是好，有倒退的一面。纷争却渐渐少了起来。

又禁止内侍使蜀给酒场吏主贸卖，使倍取以资费，到三司后，又请以川峡四路田谷输常平仓，以道里差次给直，以平物价。

赵曙叹道：“众方姑息，独卿能不徇时也。”

其实赵曙很清楚，不是不想做，他心中头一件事乃是父母的名份。因此各方牵就，一旦父母名份定落下来，他还是想做一些实事的。地方上发生的事，他心里面也知道。这是他的想法，真正的真相他还不知道。因为姑息养歼，最后河北的两税仅能收上来三四成。

韩琦这段时间执政的历史，边防上颇有作为，财政上却是一个黑洞炼成史，多方位炼成那个大黑洞。

韩绛也不知道，初次来到三司，看了看，隐约觉得不妙，又茫然地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事实蔡襄没有做好，吕公弼也没有做好，韩绛想了大半天，想到一条，以前两位三司使在三司时，宫中所用财费，悉其用一纸文书取之。韩绛上书，杜止此事发生，若取，请有例者悉付有司决议。但老天在塌了，一块鹅卵石能堵上吗？

郑朗暗暗出手。

对于濮仪之争，他看得稍微有点儿淡。终是死了的赵允让，若是活着的赵允让，赵曙让他做太上皇，郑朗估计早就从郑州赶到京城参与。但话换回来说，真到了这种糟糕地步，赵曙休想做上皇上，拼着仕途不要，郑朗在前几年也将他拉下来。

他最关心的乃是赵祯所有女儿与嫔妃一个个被撵出皇宫悲惨的下场。

有了作坊，不愁供养，郑朗兴趣终是淡了。

可以说最能理解赵曙心情的只有郑朗一个人。

但事情一步步在发生，以他对赵祯的感情，心中还有很大的怒火。

未直接出手，但比直接出手还厉害。那就是修书。

放在后世，有人认为修儒学不重要，错矣，明朝就是用理学治国的，之所以有理学，说起来很悲催，朱元璋是雄才大略，对儒学肯定不是那么精通，然后攀亲戚，将朱熹的理学当成国学。影响有多重，后来批儒批孔，其实也没有弄清楚，他们批的是真正孔子儒学？

想要自己这个比较进步的儒学能普及，有两个前提，第一个自己活着的时候就要普及，第二个改革成功，忌恨的人不多，那么水涨船高，新儒学便会得到大家认可。后面很重要的，若不成功，下场会象王安石新学一样，居然排在宋元学案倒数第三位。两面派苏东坡更惨，倒数第二位。倒数第一位乃是李纯甫，不管名气如何，只要说出他的国家就知道了，金国人！

在明朝时，就是这么看的，苏王二人仅比金国的李纯甫略高那么一点，其他的皆不及。

而前面的有许多人，都很少在史书上能查到，更不要说度娘了。但必须先普及，后再用政治成果巩固。普及乃是前提。

因此安心修书。

孟荀说将仁义礼学好，就通达儒学了。略有些夸张。

除了仁义礼之外，儒学还牵涉到了其他，例如礼记将中庸放在礼记里面，若按照郑朗的中庸去解释，放得就有些粗暴。中也不是指中庸，更接近于郑朗所说的三分与中庸的结合体。

但仁义礼肯定是儒家的核心。

有一个比喻，仁义是乾坤，世间不会真正存在绝对的乾或坤，有阴有阳，相互存在的，于是产生其余六十二卦，如何使这六十卦与三百多爻变得对自己有利对家庭有利对国家有利，这便是礼，中。仁义是根本所在，礼与中庸、三分才是真实的存在。

还有，圣智，忠恕，孝慈，等等，至于恩威等又可以将它放在忠恕里说，郑朗将礼直接订为制度，并且不仅是国家的制度，是整个宇宙万物的制度，从个人到家庭到国家，到天下的制度。因此，圣智孝慈，必须全部放进礼里来说。

先行写的文章乃是礼的大纲。

接下来就要写圣智孝慈等等，按照原先的想法，准备先行阐述圣智，肯定也不是人们所想的那种圣与智，忠与恕。这是从高处往下疏理。然而让郑朗改了一改，先说孝慈。

假假地掩饰，夫子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从个人做起，个人都做不好了，何谈齐家治国平天下？然后再到家庭，饿得都快要死了，还有没有心思想着帮助国家？小我是内因，大我是外恩。自私自利是内因，利他是外因。内因壮大，才能谈外因，但内因过于壮大，反又伤害到外因。郑朗说的法度的度，又说三分，夫子再三说的中，就是指这个度。因此齐家是不错的，但要正当手段去齐家，不能伤害到他人与国家。这才是夫子希望的齐家之道。

一转，就转到家上。

家的构成就是孝慈友悌。

说圣智，仁义等等，也许老百姓皆知道一点，仅一点，并且多是错误的。但孝慈在中国一直贯彻得很好，比较接近夫子所说的真正孝慈。

但郑朗做了进一步的诠注。

孝慈对立互生的关系，不用解释，大家皆很清楚。可世间没有任何绝对的阳阴，也没有绝对的孝慈。孝和慈本身也存在着一个中。

比如慈，不能过份溺爱，也不能过于粗暴武断，棒子未必能打出真正的孝子，往往打出的是仇恨，不能说不打，仅是一个用来教育的震慑方式，如同刑法一样，最好不用为妙。

再到孝，亦是如此，孝不是代表着愚孝。对父母要孝要包容，包容父母的意见，尊重他们的看法，是谓孝，但不是一味的顺从。例如父亲不讲道理怎么办？轻微的不讲道理，去顺从他们，毕竟他们是父母，自己是子女，没有父母就没有自己出生长大。可严重不讲道理怎么办？只好劝说。这个没争议，可父母亲若为非作歹怎么办？

先劝说，真不行，将他们抱住，或者采取一些聪明的做法及时阻止，比如父亲要杀人，肯定不能让他们杀人的，或者去跳楼，难道顺从他们让他们跳楼？不但抱住，真不行，喊一些长辈亲戚过来阻止。或者用其他方法，将父母亲阻止。

有一个前提，不到十恶不赦的时候，千万不能将父母亲关小黑屋子。这便是孝的中。

是父母子女的关系，兄弟妯娌之间亦是如此。就是君臣同样也如此，君是父，臣是子，君对臣也要慈爱，不能将他们当成仆人使唤，臣子才能忠心皇上。但皇上在犯错怎么办？不能忤逆的将君王推翻，无论是什么理由，那怕逼到霍光那份上，都做得有些过了。

郑朗在这里说得有些违心，霍光后期做得不好，但前期哪里做错了？

怎么办呢，想让大多数人认可，必须牵就大多数人的想法。

这时做臣子的要进劝。

劝不听，就要想办法用巧妙的方法进一步进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皇帝将国家败坏，使百姓民不聊生。

这就是君臣之道的中。

其实儒学修到这份上，郑朗已经接近范仲淹所期待的，化繁为简，儒学很庞大，郑朗就打算用几个十万字修礼，但可以使它变得更简单，更浅显易懂。

整个儒学让他化成九个字，仁为本，义为节，中调之。

就是一篇篇更细致的阐述，郑朗也使它变得十分浅显易懂，这样才能真正普及。至少儒学修到这一步，郑朗做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不但浅显易懂，并且将它条理化。这时已有人对儒学大规模动手了，不是求索书院五先生，而是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与石介，但这三人虽修注儒学，并没有将它有条理的规类，学习的人往往看不到儒家的整体脉络，依然是瞎子摸象式的学习。邵雍等五先生渐渐将它条理化，仍然不清不楚，甚至越解释越让人摸不着头脑，比如邵雍的儒学太极化，也讲阴阳与调和，但说得比金刚经还玄之又玄。让后来的人如何学习？

而且郑朗这次修儒学，对夫子的儒学变化并不大，因为再次感悟，重视了道德在治国做人中的重要姓，对仁为本与德化大讲特讲，不但不象以前那样偏激与怪异新奇，已很接近夫子的真正儒学核心思想。变动的仅是加重了对中与节的注解。

这一变，儒家思想更全面，也更进步。

但人们也能更容易地接收。

因此，郑朗每一文出，皆让报纸轰动姓的发行，一卖就是十几万份。看的人可不是十几万人，更多更多。

还是在修儒学，并没有过问朝堂上的濮仪之争。

但这个孝慈出来了，赵曙的做法，无疑是犯了严重错误，难道做儿子的眼睁睁看着父母去跳楼房或者去自杀吗？

诸位大臣，你们怎么做，难道还不清楚吗？

不仅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