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郑朗，韩琦与范仲淹也上了一书，反对朝廷这种软弱的苟和。

郑朗说西夏必反，和只是一种暂时的缓解国内压力之策，朝廷也当如此，他想和缓和一下压力，我们也想和，缓和一下国内压力。可是西夏比我国情况更恶劣，所以朝廷必须有理有节，掌握谈判的主动权。

范仲淹与韩琦分析得更细致。

元昊派使，其来人称六宅使、伊州刺史，这个命官就是想与朝廷抗礼，成为鼎峙之国，所以称兀卒，也就是兀祖，宋臣齿称，所以一会儿称兀卒，一会儿称吾珠，一会儿又称乌珠。因此有三不可许，三大可防。

若和可以赐其金帛，不可以赐其号，这是天下神器，只有石晋想借助契丹援助之功，授之契丹，于是成亡国之恨。又于天都山建都郊祀，彼多得汉，礼乐事势，规矩已立，陕西戍兵边人一旦受到委屈必反逃向西夏，长久下去，会与契丹并立，交困中国，怎么会有太平之望？议者又说元昊蕃人，无居中国之心，拓跋珪、石勒、刘聪、苻坚、赫连勃勃之徒，皆从异域徙居中原。近则李克用父子，沙陀人也，进居太原，后都西洛，皆是汉人进谋诱之。造成这原因主要是汉人不喜欢居于外域，必谋侵据汉地。这就是三不可许。

不准有国号，不准有礼制，不准收容汉人。若做不到，不许与西夏人议和。

元昊言语傲慢，是一个阴谋，使中国解兵，三四年后，将帅气懈慢，士伍骄惰，边备不严，戎政渐弛，突然暴袭，中国则不能抵挡。李德明虽和，可经谋不息，西击吐蕃、回鹘，拓疆数千里。到了元昊之手，势力强盛，立即结连北敌，大为边患。一家子祖孙三代都不是好人，这一家子怎么可能守盟信？德明归附，使蕃汉之人来京师做商人，察看道路，敛聚财富，获中国之利，充于窟穴，一旦满足其用，兴兵为寇。今为强敌，必窥伺国家及夹带亡命入蕃，与歼人别有结连，或使刺客窃发，远胜于昔，遇到这种情况又如何处理？这就是三大防。

说得多数是对的，少数也是片面之辞。

但比朝堂中那些求和者，肯定有远见得多。

正确的方法怎么办？

给他兀卒称号，按唐单于、可汗故事处理，但不能撤兵，以防不备。我们再用一二年练三四万精军，使熟户蕃兵与正军参用，则横山一带族帐，可以图之。降我者纳质，厚其官赏，各令安居，籍为熟户。拒我者精兵加之，不从则戳。我军鼓行山界，元昊闻之，若举国而来，我则退守边寨，使其困彼。若派偏师而来，我则据险待之。蕃兵无粮，不能久留。退散之后，我兵复进，使彼复集。每年三五出，元昊诸厢之兵，多在河外，频来应敌，疲于奔命，山界蕃部，势穷援弱，只能投降自求内附，选酋豪镇之，足以断元昊之手足。

目标直指横山。

如果不考虑到契丹，郑朗也想拿下横山。

一旦得到横山，西夏境内将会彻底暴露在宋军攻击之下。

应当来说，范韩二人想法还是不错的。

又说议者说兵不可久，久则民困而财匮。不然，争胜逐利之师，有巧迟拙速的变化，如其外御四夷，则自古未尝废兵，以山海之利皆归边用。况且边城垒今春即将修筑完毕，兵民力役，自当减罢，每年夏秋之交，军马可以抽退数百里就食粮食。又有三白渠之供粮支持，足省入中之费，减少运劳之苦。西事已来，三年塞下，曰劳月忧，岂不想和平？但西贼变诈，恐朝廷处置失宜，他时悖乱，为中原大祸，又岂止今天之边患？

这是范仲淹与韩琦共同起草的奏折，很长。

范仲淹偏和，韩琦偏战，于是成就这篇十分理智的奏折。

大体意思与郑朗想法差不多，和可以，但不可不防，也要看怎么和，切莫草率议和。

但他们对契丹出兵西夏也没有抱多大希望，否则又要换一种想法与写法。

余靖随后进言，最好不如不和。

梁适去契丹，契丹人派使西行，意气自若，自言指呼之间，使元昊听命。元昊必不肯称臣，契丹之威丧气于西羌。如果我朝私下与西夏结和，契丹怪罪，二鄙受敌，其忧更深。不如不和，契丹不能使西夏屈服，又有什么理由来责怪？那么是战是和，我朝掌握着主动权。否则欲速成和好而屈名份，天下共耻，还会让契丹生气，受困于一个小小的弱夏，以后契丹有无理的要求，更难以应付。虽强兵在境，惟血战而己。

只有继续战争，才是唯一的出路。

田况上书说了另一点，议和可以，西界派使想入阙，可是名份未定，止称元昊使人，则从勖不从。若以伪官进名，则朝廷开不臣之礼。宜令从勖就呆在驿馆里，两国商议。

除非象郑朗那样，不顾规矩，几乎将杨守素半押着至京。那是元昊想麻痹郑朗，如今上升到国与国的高度，将贺从勖脑袋瓜子砍了，他也不会同意的。

郑朗此时正忙得焦头烂额。

大规模的筑寨，还要移民，重新屯田，将原来的屯田交给当地百姓之手。

不求屯田之利，而求屯田所出产的粮食。一旦求利，将士必不舍，屯田出产不高，又阻滞了屯田面积。实际只要陕西自己出产粮食，满足供给，已是获利，但不是将士获利，而是朝廷获利。

大规模的让当地的一些羌人蕃人耕种，也能拉拢一部分蕃子的心，还利于民族交融同化，增加他们对朝廷的忠诚度。

看到效果，范仲淹与韩琦也在做着尝试。

关健还是三白渠，看到三白渠就要成功，叶清臣再度被调走，换成田况担任新的陕西转运使，主持三白渠事务。是谁不要紧，主要还是为了求这个粮食。

一批批百姓向北方迁移。

大战所带来的信心，以及道路闭塞，前线诸寨的防守，给了许多蕃子动力。毕竟向北去地广人稀，可以拥有更多的领地放牧耕种。

渐渐的葫芦川与没烟前峡充满了勃勃生机。

郑朗就接到吕夷简的信。信上也将朝廷的种种情况说出来，范韩是边臣，考虑的是方略，田况是言臣，考虑的是礼制，至于余靖吕夷简直接略过不说，都是什么呀，战，用什么来战？有将士，可有财帛支持？

作为一个良臣，必须纵观全局，着眼未来。

看到这里，郑朗笑了。

又说到君不久就要回到庙堂，自当知道国家辛苦。朝中诸臣有的不作为，有的眼光狭隘，有的迂阔，没有指那些人，这时，你应当更有识大体，这也是章献太后与陛下对你的期待。

将信交给崔娴。

崔娴看了看说道：“吕相公想托……”

“托什么？这时最好与吕夷简少些瓜葛，看到没有，孙沔一封弹劾书奏，他说了什么话？”

“官人，他去年就力保你为参知政事，恐怕此次没有玩弄权谋之术。”

“难说，吕夷简的心思，谁能猜得透呢？”

事实吕夷简是有重托之心，不但在信中含蓄地让郑朗顾大局，在赵祯面前也提到数次，国家未来，他人臣不得知，但此子陛下必重用。可他人品太差了，郑朗对吕夷简反感远不及韩琦与范仲淹等人，然而也不相信他的话。

但郑朗又写了一份奏折。

很短，西夏之和乃是伪和，以赢得喘息机会。我朝数年战争，百姓同样困窘，可以与之虚与委蛇。和可以，不可以失礼失节。

得将这次和议的姓质定夺下来。

接着，他的眼睛又盯向北方。

王勇二人从北方撤了回来，在王勇与陆陵三人的挑唆下，呆儿族终于叛乱。

这个冬天不大好过，这些党项人与吐谷浑人生活在夹山底层，一个寒冬熬下来，生活更加艰难，再加上罗汉奴的压迫与岐视，心生不满，诸西夏商人挑了一挑，爆发大规模的起义。

王勇二人的任务结束了。

接下来到陆陵，这些党项人十分凶悍，攻城拨寨，罗汉奴发所部军队镇压，多有不利，招讨使萧普达、四捷军详稳张佛奴相继战死。陆陵利用贿赂之时进言，让他上书辽主，就说之所以叛乱，是因为元昊派人挑唆导致的，推卸责任。让辽主下旨书，强行元昊派军队配合夹山契丹军队，联手镇压叛乱。

罗汉奴一听，好主意，立即同意。

这时候几乎所有契丹还认为西夏是一个软柿子……京城里吕夷简没有熬到郑朗返京的一天。孙沔首开先河，中外汹汹，一起说国家积弱，边疆有患，朝廷涣散无能，全部是他的错，是他谋身忘公，但为私计的结果。

这让他身体越来越差，无论赵祯怎么挽留，坚决不来上班。赵祯只好罢其相位，为司徒、监修国史，军国大事时可以与中书枢密院同议。后者是一种信任，但吕夷简到了这地步，还会去中书与枢密院，与大臣商议国家大事么？吕夷简的罢相，接连着朝堂发生一系列的洗牌。

章得象加枢密使，晏殊依前官平章事，兼枢密使，夏竦为户部尚书兼充枢密使，贾昌朝同知参知政事，富弼因功授枢密副使，加枢密副使王贻永为宣微南院使，枢密副使杜衍为吏部侍郎，参知政事王举正、枢密副使任中师并为给事中。侍御史周询为起居舍人，王素为兵部员外郎，欧阳修为太常丞。

升了很多人的官。

但就在这一份份授命中，隐藏着一颗致命的炸弹。

接着又让张亢前来渭州，接手郑朗的事务。郑朗那份点将谱，朝廷也听说了，赵祯细想一下，似乎很有道理。于是诏张亢前去渭州。元昊听说郑朗要回京城，在兴庆府十分开心，然而斥候将这个消息带回来，再次呆坐不语。郑朗难缠，这个张亢同样也难缠。终于使元昊对泾原路彻底死了心。

四月来临，满川青青。

渭州官员夹道相送，张亢说道：“郑相公，一路保重。”

“谢过季阳兄。”郑朗说道，然后冲前来送行的百姓施了一个大礼，说道：“诸位乡亲，我来泾原路将近两年，中间发生多次血战，以致使许多乡亲失去亲人，在此，向各位谢罪了。”

诚恳的态度，让许多百姓留下眼泪。

“走吧，”郑朗对车夫说道。

一行人向东徐驶发，渐渐消失在众人的眼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