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向来是生猪养殖大省，在幼时记得每家每户都养殖生猪，一般一户养殖3~6头，一些养殖专业户养殖7,8头也不算新鲜事。

记得幼时，每年年末，即使在贫穷的人家，也会杀一头猪过年。在平常，一般庆生、办红白喜事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杀猪办席。

记得小的时候，听周围一些老人评价妇女是否贤惠，最重要的指标就是猪养得肥不肥，壮不壮，出栏快不快。

在出外打工没有形成潮流之前，可以说生猪养殖是川民最可靠的经济来源，与生活保障。一般家庭在年中青黄不接的时候，送上两头壮猪，以做这年小孩上学开支，人情世故开支，以生产所用肥料开支。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在八十年代初，川省生猪养殖比现在还要盛行，每村每对生猪存栏量比现在还要多得多。

在那时，广播上每天都播报希望饲料的广告，当时广告是以刘永好父亲的名义打的，广告台词现在好像是吹猪不吹牛，用了希望牌饲料，几个月就能让生猪出栏。

但是普通农家，很少用饲料喂猪，在农闲妇女一般上山打一点猪草，再结合米糠、猪草、红薯、红薯梗、玉米梗等东西，喂猪。

就是到现在，在我们老家，就像父亲等非常老实本分的农家老人，也是按照这种传统饲养方法喂猪。

现在，由于每家每户青壮多出外打工，在农村里面一般是三八六一部队，一般就是养几头猪自己吃而已，多余的叫杀猪匠来收而已。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在2010年，四川省（包含重庆）肉猪出栏头数8918万头，占全国41225万头的20%以上，肉猪存栏头数6726头，占全国36283万头的18%左右。

可以说生猪养殖是川民最重要的一项副业。而国外一些猪鬃，比如巴西等西方国家养殖的生猪，猪鬃质量太差，难以做成猪鬃刷。

猪鬃是指猪颈部和背脊/部生长的5厘米以上的刚毛。刚韧富有弹性，不易变形，耐潮湿，不受冷热影响，是工业和军需用刷的主要原料。是中国传统的出口物资，出口量占世界第一位。

在外行人看来，猪鬃不过是从猪身上拔下来做刷子的毛，很难将它与战争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将它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战争相联系。

在中国每年猪鬃的输出量中，美国一直占30%以上。二战中，美国需求更大，全美国有四五百家制刷厂，甚至每个州的监狱都有自己的制刷厂，制刷用的原料几乎都来自中国。

抗战初期，中国大陆沿海的港口相继沦陷敌手；内地对外的陆路交通，包括滇缅公路、滇越公路等也相继断绝，中国的猪鬃运不出去，造成全世界价格猛涨。中国的猪鬃成了紧俏的军用物资。美国市场也是“鬃荒”告急。1939年，美国政府传令美国驻华大使馆，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要求，把重庆出口的猪鬃全部运美，中国政府表示同意。但当时，苏联、美国、英国三国都急需中国猪鬃。为此，美、英、苏三国还在华盛顿成立机构，负责协商如何向中国取得猪鬃、如何分配。当时美国政府还曾派一位特使到重庆，表示猪鬃出口事关战争胜负，要求中国政府保证供应。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由于军需，美国政府把猪鬃连同鸭毛列入A类战略物资，与军火等同，并颁布“M51号猪鬃限制法令”，规定三英寸以上的长鬃，全部供应海陆空三军所需，严格限制民需消费。民间（主要是油漆业）只能使用混合毛刷（其中猪鬃用料限55%），制造混合毛刷也须经政府批准，发给证明。从此，美国制刷厂的产量就大大缩减，许多制刷厂甚至用旧刷和被油漆胶着的干刷加工后的猪鬃作原料。

美国为此让中国航空公司开辟了中印航线（也就是驼峰航线），可以使用美国飞机，把驻华美军的军需，从印度的加尔各答空运到昆明或宜宾，然后又利用回航的飞机运输猪鬃回国，猪鬃由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即飞虎队）负责运输。这条航线要飞越海拔一万五千多英尺的喜马拉雅驼峰，其高度要比当时飞机通常飞行的高一倍，而且往往会碰到狂暴的气流，使飞机破裂，常常有百分之四五的飞机会出毛病。美国几乎是不惜用航空员的生命来换取中国的猪鬃。

日本作为交战国的另一方，对猪鬃也是极力搜罗。它在中国沦陷区建立了天津、徐州、上海、汉口、广州五大走私点，一方面在上海、香港的金融市场套取中国法币外汇基金；另一方面，大肆向中国的大后方倾销和走私日货，以货换取战地输出品，如茶、丝、猪鬃、植物油及牛羊皮等。

猪鬃是中国政府当时抵偿苏联和英美等国援华货款或货物的重要物资。那时中国急需大量的军火，外汇又紧缺，只好用自己的传统出口物资如钨、锑、锡、丝、茶、桐油、羊毛、猪鬃等作价偿还，史称“易货偿债”。自德国与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了一亿金马克的信用借款合同后，1938年至1944年7年中，苏联、美国、英国先后与中国签订12种货款协议，三国借款总数达11亿美元。借最多的是美国，占了56%，苏联占第二位占23%，英国占21%。如此巨额借款，均靠出口债权国指定的物品偿还，猪鬃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猪鬃在完成外销任务方面，也起着重要的作用。1937年至1945年的9年间，中国出口猪鬃外汇收入达3000万美元。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加强了对战略物资的管理。这时的猪鬃收购运销，均由贸易委员会的富华贸易公司（后为复兴公司）办理。1939年9月，行政院核准公布了《全国猪鬃统销办法》，1940年2月修正后，实行统销。不久，干脆统购统销。自1938年至1945年，共计收购到猪鬃8万多公担，价值法币70.95亿元。1939年春，鉴于陆路运输任务加大，需要更多的车辆，蒋介石亲自指令专管滇缅公路的西南运输处，负责收购6000至8000箱猪鬃，和美国人换汽车。

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美国政府派出一名特使来到重庆，就“易货偿债”的具体事宜进行谈判。特使离美前，通过美国驻华使馆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他此行的任务之一是向中国要3至6英寸的长鬃10000箱，并表示事关战争胜负，要中国政府无论如何保证供应。尽管谈判中已经谈妥了价格、运输等事宜，美国特使仍担心中国政府说话不算数，又另约了古耕虞等几位有名望的人在公馆里举行了一次小范围的会谈，等古耕虞等人点了头，美国特使才放心地离去。

古耕虞是四川重庆人，也是世界著名的“猪鬃大王”。自上世纪30年代起，古耕虞旗下四川畜产股份有限公司的虎牌猪鬃的出口量达到全国猪鬃出口总量的85%以上，几乎垄断了世界猪鬃市场。当时周EL代表**中央驻在重庆，常常邀请古耕虞等一些民族工商业家谈话，交换有关战时经济问题的意见。

在抗战中，***的官僚资本借抗战名义，对13种传统出口物资进行垄断（统购统销）。其中特别是猪鬃，因其系战略物资，出口利润大得惊人，官僚资本企业向民营企业收购的猪鬃，按牌价每箱只有法币5万元，而在昆明或宜宾一装上飞机，出口到美国的价格竟高达67万元，相差达10多倍之巨。

古耕虞坚决反对这种不顾民间疾苦的官方垄断。周EL与古耕虞谈话时，一方面指出这是官僚资本凭政治特权与民营企业争夺暴利的行为，另一方面又指出猪鬃是美、英、苏等盟国急需的战略物资，为了支持中国长期抗战，应当保持政府必要的外汇收入。***种种阻碍生产发展的措施必须改进，使鬃商有一定的利润，但为支援抗战，鬃商又不应要求过高的利润，工商业家要有远见。周EL的开导给了古耕虞很大的教育和鼓舞。因此，为了抗战大局，古耕虞作出牺牲，接受了***政府贸易委员会下的复兴公司与官办机构富华公司的统购统销。当时重庆市场上猪鬃的价格已由每担900元猛跌到380元，古耕虞果断地将所有猪鬃全部收购下来。当时销售到美国市场去的猪鬃占中国出口总金额约80%，其余20%销售到西欧市场。

对中国来说，猪鬃出口不仅是中国战时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而且是用以抵偿苏联和英美等国援华贷款或易货的物资。抗战初期，中国沿海港口相继沦陷敌手,古耕虞率先利用公路试运猪鬃到越南，通过东南亚转运到美国市场，结果很顺利。抗战后期，中国内地对外的陆路交通包括滇缅公路相继断绝。古耕虞旗下的虎牌猪鬃又通过中印航线，源源不断输往美国，换回宝贵的外汇，支撑起中国抗战的财政命脉，也有利地支持了反法西斯的盟军的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