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这么大一支代表团，运动员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经费。无论哪个时代，没钱都是不好办事的。然而从一开始，对于这只浩荡之师的经费，官方就比较模棱两可。

首先，组织出征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简称“体协”），成立于1924年，其实是一个民间组织，但在当时却一定程度上担当着体育主管部门的角色，当时国内外大型体育赛事，如各省份加上海外新加坡、东印度群岛等一起参加的“全国运动会“，都是由体协出面组织的。1931年，体协正式被国际奥委会吸收为会员，成为事实上的“中国奥委会”。当第11届奥运会的主办权确定给了柏林后，国际奥委会便致信体协，邀请中国参加柏林奥运会。可体协毕竟只是一个民间组织，他的很多行为都没跟蒋校长的国民政府通气，自一开始就没得到上头的全力支持。

不过，“奥运第一人“在洛杉矶的经历却成为一个契机，刘长春的奥运之行虽然很不成功，但是国人对奥运会的关注度却大大提高了。大家发现体育比赛对凝聚民族精神有巨大作用——比如在亚洲不败的足球与篮球。另一方面，这次奥运会在德国举办，此时正是中德关系的蜜月期，德国对中国军事上的帮助与合作非常密切，像是构建对日防线等，老蒋甚至把二儿子都派到德国学习。所以国民政府一改往昔的冷漠态度，对本届奥运会热情还挺高。1934年8月3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召开临时董事会讨论参加“第11届世界运动会”，政府老二汪精卫还亲自出席了体协的会议，会上汪精卫表示，政府将竭力支持参与奥运会。此时，老汪先生还不是曲线救国的大汉奸头子，大家都很相信他，可他的话虽然说得漂亮，但当体协将预算报告递到行政院时，国民政府还是掉链子了。

体协虽然非官方，可办起事还是非常认真靠谱的，预算做得非常细致，大到运动员的训练费，代表团往返柏林的船票、火车票，小到团员们在德期间的零花钱、给车船服务员的小费，全都包含在内。所需要的经费大概在十七八万法币之间。可是后来，原定的90到100人的代表团，最后却猛增到141人（按照一些观点是，不知道为啥强行塞进去将近40人、去德国的“公费旅游团“）人数一下增加了三分之一，预算无论如何也不够。行政院并不管这套，大笔一挥只批了17万，其余的缺额让体协自己想办法。体协又没毛线的收入，只能干瞪眼。眼看出发在即，体协只能四处“化缘”。要说蒋校长完全没给支持也是不对的，当体协把告急信递到了蒋的办公桌上，老蒋从自己的办公经费中拿出了……3000元。好吧，少是少了点，不过看委员长带头儿捐款，还是有一点点宣传作用的，最终体协共收到国内国外捐款4万多元。不过这些也还是不够，出征奥运所缺资金远远不止这几万元。

最终站出来的那个人是李惠堂和他的队友们。他表示，足球队可以下南洋卖艺来补贴球队以及其他项目运动员的出行经费——这就是陆逐虎与大家一路征战的由来了。

在过去的两个多月中，陆逐虎一行人走了6个国家（按当时来说是4个），已经踢完的26场球，取得23胜3平的成绩，赚了20多万港币的路费，因为有陆逐虎的加入，比历史上还更早一些完成了预定的目标，同时还顺带着让南洋各国的华侨们扬眉吐气了一把。当真金白银到手时，大家都觉得一路上吃的苦都是完全值得的。球队上下决定给国内汇去了10万港币的路费——已经超出了原本的承诺了，每个人都对即将到来的柏林之行充满期待。

结果这时候，球队却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尽管按常理来说，他与大家都比较熟悉，应当很受欢迎才对。

来人是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干事，也是前国家队门将，最开始负责遴选本届球员的周家骐。

“听说李队长和队员们近来日进斗金，可喜可贺。“

“惭愧，真能日进斗金，咱们就都坐飞机去欧洲了。“李惠堂心情不错，因为答应其他运动员的事情终于可以完成，心中一个大石头落地了：“我们正准备给国内汇十万港币去。“

可是周家骐并不是来祝贺他们来的，本来球队取得这样的成绩与收获，他也是挺高兴的，可迫于背后压力只能硬着头皮当这个恶人：

“听说李队长手头已经有不下二三十万了，可你们——可我们足球队，二十二名球员，加上教练、领队、队医、跟队摄影记者，拢共也不过三十人，代表团其他成员可不止一百，这么多人，只给十万，还没你们一只球队的经费多，恐怕不太合适吧？“话一出口，自己也觉得说得不恰当，可也只能硬挺着。

大家这才反应过来，这家伙是来要钱的。事实正是如此，国民政府知道足球队筹集了20多万元港币经费后，颇有些眼红，也不想想自己有理无理，就直接大喇喇指派让人前来要账了，别人都没周家骐面子大，他不得罪人，谁得罪人？

“老师，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周家骐是周贤言的发掘者，也是他在交大时的恩师，直言不讳地要钱让周贤言很意外。

周家骐沉默不语，半晌才叹了口气：“贤言，我也知道你们一路上很苦——可这，确实不是我的本意。总之，十万是不够的。”

说实话，大部分队员都感到非常气愤，球队风餐露宿，省吃俭用，那时候不见政府，现在想起我们来了!从里面拿出十万，已经是一大笔数字，对方竟然还嫌少！

陆逐虎还在的话，估计已经发飙了。

戴麟经直言不讳道：“奥运经费本应由政府提供，可政府不但不给充足，反而惦记起我们辛辛苦苦赚的钱!感情老子家里生意都不做，跑几万里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是为他蒋家白打的工？”

其他球员也都抱着同样的观点，根本不同意把更多的钱给对方。

眼看着要不欢而散，队长李惠堂开导大家说，足球队虽然有钱去柏林，可其他队伍的旅费，如果我们不出手，他们确实没有着落。足球是中国体育的龙头，发展得最完善，成绩最好，理应多做一些牺牲，去扶助那些不那么受欢迎的运动。如果作为国技都不做表率，别的运动想发展想出成绩，自然困难。国家已经很困难了，希望我们争取荣誉去振奋国人士气，这次去柏林的中国世运会代表团是一个整体，光靠某个人某一只球队是没用的，我们应该顾全大局！

他的一席话感动了队员们，戴麟经叹口气道：“光梁，你迟早要在这愚忠报国上吃亏的。”

周家骐，或者直接说是他背后想割韭菜却又不肯出力的当局目的达成了。

虽然心里还是说不出的别扭，大家一致同意给体协汇去原本10万港币基础上再增加3万港币。

不是冲着某掌握“中国之命运“人的面子，而是为了顾及那些因没有旅费仍滞留在上海的运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