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科索夫斯基在维斯瓦河西岸的两个登陆场，一直待到了十月底，才重新回到了维斯瓦河的东岸。不过他连方面军司令部都没回，只给我和马利宁打了一个电话，便直接去了纳雷夫河西岸的塞罗茨克登陆场。

就在我考虑是否应该到塞罗茨克登陆场和他见一面，向他汇报一下方面军的近况时，却意外地接到了华西列夫斯基的电话。

总参谋长在电话里开门见山地问我：“丽达，罗科索夫斯基在司令部吗？”

“没有，元帅同志。”我恭恭敬敬地回答说：“司令员同志今天从维斯瓦河西岸回来以后，又连司令部都没回，就匆匆忙忙地赶到塞罗茨克登陆场去了。请问您找他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

“是这样的，11月7号将在红场举行阅兵仪式。根据最高统帅本人的命令，各方面军的正副司令员和军事委员都必须参加。”华西列夫斯基在电话里说道：“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们，最迟必须在6号赶到莫斯科。有困难吗？”

“没问题，”我立即毫不迟疑地回答道：“我们一定按时赶到。”

“很好，”华西列夫斯基叮嘱我：“记得立即通知罗科索夫斯基元帅，让他做好准备。”

我放下电话以后，就将马利宁和捷列金叫到了面前，对两人说道：“刚刚接到参谋总部的命令，让方面军的正副司令员和军事委员，本月6号赶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节的阅兵仪式。参谋长，我们在离开之后，方面军的一切事务就交给你全权负责了。”

“放心吧，丽达。”马利宁点着头说：“目前部队的一切都步入了正规，在短时间内又不会有大规模的战斗发生，我完全能够应付发生的事情，你们就安心地去莫斯科吧。”

“那么，由谁来通知元帅呢？”捷列金望着我们两人问道。

我和马利宁对视了一眼，从他的眼中，我猜到他是希望我亲自来通知罗科索夫斯基，便点了点头，说：“还是由我来给元帅同志打电话吧。”

给罗科索夫斯基打电话的事情，之所以让他们两人为难，是因为罗科索夫斯基此时的身份非常尴尬，他已被斯大林正式解除了第一方面军司令员的职务，但暂时又没有到第二方面军去上任。

我拿起电话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拨通了第65集团军司令部。在听到巴托夫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后，我顾不上寒暄，便直截了当地问：“将军同志，司令员在您的指挥部吗？”

“是的，副司令员同志。”巴托夫态度恭谨地回答说：“元帅此刻正在我的指挥部里。”随后我便听到他对罗科索夫斯基说，“元帅同志，是丽达的电话，她好像有什么急事要找你。”

听筒里很快传出了罗科索夫斯基的声音：“丽达，出了什么事情？”

“元帅同志，是这样的，我刚接到了总参谋长的电话。”听到罗科索夫斯基的声音，我有点慌乱地说：“他说本月7号，将在莫斯科进行十月革命节的阅兵仪式，最高统帅部让所有方面军正副司令员和军事委员参加。”

罗科索夫斯基听完后，沉默了许久，最后问道：“华西列夫斯基有没有说，必须在什么时间赶到莫斯科？”

“最迟不能晚于六号。”

“好吧，”罗科索夫斯基回答道：“我会在六号当天抵达莫斯科的，不过到时我就不回卢布林，直接从这里飞莫斯科，你们就不必等我了。”

我放下电话后，两人立即迫不及待地问：“司令员同志怎么说？”

“元帅同志说了，他会按时赶到莫斯科。不过他会直接从当地直接飞莫斯科，就不和我们同行了。”我望着两人叹了口气，说道：“看来元帅的心里还是有点抵触情绪啊。”

捷列金点了点头，赞同地说：“既然司令员同志不愿意与我们同行，我们就不强人所难了，到时我们就直接飞去莫斯科吧。”

几天后，我和捷列金乘飞机来到了莫斯科。

飞机降落后，立即就有穿着军大衣的军官，从跑道旁边跑过来，恭恭敬敬地请我和捷列金登上了停在跑道外的黑色轿车。

轿车沿着莫斯科河开上了瓦西里斜坡，却被堵在了克里姆林宫的入口处。坐在副驾驶位置的军官，扭头冲我们歉意地说：“对不起，两位将军同志，由于今天来这里报道的人太多，我们可能要等一会儿，才能进入克里姆林宫。”

“没关系，”我冲军官摆了摆手，随手推开了车门：“反正时间还早，我先出去走走。”

见我下了车，捷列金也慌忙从另外一侧下了车。从车尾绕到我的身边后，惊诧地问：“丽达，外面在下雪，路滑，有什么好逛的？”

我朝列宁墓那里一努嘴，说道：“军事委员同志，你没有看到那里围了一堆人么，我们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见我和捷列金踏着厚厚的积雪，朝列宁墓走去，原本坐在副驾驶位置的军官，也只好推开车门下了车，远远地跟在后面，以保护我们的安全。

我走到人群后面，看到他们正与执勤的卫兵和警察争论着什么。我看面前站着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太太，便抬手拍了拍她的肩膀，好奇地问：“妇女同志，您能告诉我，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老太太扭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向我诉苦：“指挥员同志，我们都是从哈萨克斯坦来的，本来想向列宁墓进行献花。可是执勤的保卫人员，说列宁墓已经关闭了，不允许大家在去献花了。他让我们明天再来，可是我们今晚就要乘火车返回哈萨克斯坦了。这可怎么办啊！”

见老太太从那么远的地方来，无法就是想在列宁墓前献花，假如不能满足她的这个心愿，没准会留下终身遗憾。想到这里，我对老太太点点头，信心十足地说：“放心吧，我可以帮你们完成自己的心愿。”

老太太瞥了一眼我的军衔，可能把我当成了普通的大尉，不禁用怀疑的口吻说道：“你能行吗？”

“行不行，总要试试吧。”我说完以后，就拨开人群朝前挤，同时嘴里喊道：“请让一让，同志们，请让一让！”

我挤到铁链前，冲站在铁链后门的卫兵和警察说道：“同志们，这些人都是从哈萨克斯坦来的，他们的心愿，就是为了能在列宁墓前献上一束鲜花，难道你们连他们的这个心愿都不能达成吗？”

“可是，将军同志。”一名民警中尉看清的军衔后，立即抬手敬礼，为难地说：“列宁墓已经关闭了，这个时候献花可能不太合适吧？”

“没什么不合适的，”我大包大揽地说：“民警同志，我又没有让你重新开放列宁墓，只是让你把横在这里的铁链打开，让这些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同志，能向列宁墓前进献一束鲜花，这个要求总不过分吧？”

“没错没错。”听到我这么说，站在我身后的那些平民也纷纷地喊道：“我们就是想在列宁墓前献一束花，请您让我们进去吧。”

“将军同志，这个我们需要请示。”民警中尉谨慎地说：“假如上级同意的话，我可以让他们在墓前献花。”

“中尉同志。”陪同我的那位军官在这时挤了进来，冲着民警中尉说道：“我命令你放开铁链，让这些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同志，能到列宁墓前献花。”

民警中尉显然是认识和我一起的这位军官，连忙敬礼后，吩咐手下打开了铁链，让挤在这里的人进去献花。同时他还在高声地喊道：“大家不要着急，一个个来！”

围在列宁墓前的群众，听说可以破例让他们在这个时候进去献花，不禁高呼着“乌拉！”并迅速地排成了一列长队，井然有序地到列宁墓前献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