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方福前
一、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境遇变迁
中国学界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的发展变化与我们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是有相关性的。在我看来，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要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和实际，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加以理论化，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不能回避西方经济学，也没有办法回避西方经济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大学的课程设置和教学中，在中国学术界的研究过程中，西方经济学都是一种客观存在。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觉得还是要关注一下西方经济学、研究一下西方经济学，这可能对我们这个伟大工程的建设是有帮助的。我先讲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境遇变迁。
我们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约30年，中国的经济学等于是苏联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点不会有多少争议。我记得恢复高考以后，1978年2月，我们跨入大学校门的时候，我们所学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课程只有政治经济学，而且这是苏联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其他的经济学课程，例如财政学、货币银行学、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商业经济学等内容基本上都是按苏联范式写的。所以，改革开放前约30年我们中国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基本上与西方经济学没什么关系。据我所知，那时候在中国的高校中只有少数几所高校能够开设少量的西方经济学课程，当时叫作资产阶级经济学。20世纪60年代一些经济学前辈在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开讲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主义）、《人民资本主义》、《福利经济学》等。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境遇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
1.第一个阶段，以批判为主的阶段
从1979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引进西方经济学和我们的改革开放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党的工作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决策。随着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我们引进的不仅是外国的资本、外国的技术、外国的机器设备，同时也引进了外国的科学技术知识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其中就包括西方经济学。
这个阶段中国学术界和教育界是把西方经济学作为庸俗经济学，作为批判的对象来讲授的。我是经历过这个阶段的人。我们那时候在大学念书也好，在研究生阶段念书也好，授课教师讲授西方经济学时主要就是批判西方经济学。我的硕士研究生课程主要是在武汉大学修读的，读研期间还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选修过一些研究生课程，总的感觉是这些学校的教师对西方经济学很有研究，讲课的风格不一样，但是他们讲课的基本模式是一边讲授西方经济学（及其流派）一边批判西方经济学，这种讲课模式当时叫作“述评结合”。全国学术界当时的主流观点是认为西方经济学整体上是错误的、庸俗的、反科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其中只有个别概念和个别方法可以借鉴。高鸿业先生在评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经济学》教科书时写道：“在萨缪尔森《经济学》的中译本序言中，我们已经表明对该书所应持有的态度。我们认为，虽然在个别概念、个别论点和个别方法上，该书有其可取之处，但就其所宣扬的新古典综合派的整个理论体系而言，该书代表传统庸俗经济学的继续和发展，基本上没有科学价值。”陈岱孙先生在1983年的一篇文章中谈道：“在对待西方经济学对于我们经济现代化的作用上，我们既要认识到，这些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我们的社会经济制度根本不同，从而，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个体系，不能成为我们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同时，我们又要认识到，在若干具体经济问题的分析方面，它确有可供我们参考、借鉴之处。”另一位学者在1984年发表的文章中写道：“现代西方经济学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为资本主义制度和垄断资本的利益服务的。在我们有目的地研究和学习的同时，更要求我们旗帜鲜明地对它的阶级实质、庸俗观点和辩护性质从总体上、从本质上进行批判。”“批判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我们一方面要旗帜鲜明地开展批判，另一方面要认真地总结和吸取过去的经验，决不能粗暴地乱批硬批，扣大帽子，简单生硬，要有分析地和实事求是地进行科学的批判，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批判的目的，收到良好的效果。”当时中国学界对西方经济学的整体评价就是这样的。
2.第二个阶段，批判与借鉴相结合的阶段
这个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第二个阶段的背景主要是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大事件，这预示着我国经济体制将面临重大变革，我们将废除过去几十年所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成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在这个新体制下，经济的运行机制将是“计划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在这个阶段，中国学术界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和第一个阶段有很大的区别。这个阶段学界的代表性观点是认为西方经济学有两重性：庸俗性和有用性。这和第一个阶段所说的个别概念和个别方法是有用的已经大不相同了，我国学术界开始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待西方经济学了。陈岱孙先生在1995年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说：“（20世纪）80年代末叶，我国克服了对西方经济学说的盲目批判、一概排斥的态度，当时，从事西方经济学研究工作的大多数学者，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即对当代西方经济学应当采取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的态度，摒弃其庸俗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理论框架，吸取和借鉴其中某些合理成分。既要反对盲目批判、一概排斥的态度，又要反对盲目迷信、机械照搬的做法。近年来，我国广泛地开展了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并且在我国经济政策制定和企业经济管理工作中借鉴了西方经济学某些有用的成分，收到了一定的成效。经过10多年的研究，我们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了解前进了一大步。”
陈岱孙先生在1987年3月发表的一篇题为《关于当代西方经济学评价的几个问题》的文章中进一步把西方经济学的两重性解释为“庸俗性和科学性”。这篇文章写道：“当代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正统派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体系，是庸俗的，我们应当加以批判。另一方面，当代西方经济学，包括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又包含着或多或少的科学成分，对于这些，我们应当加以采择和借鉴。”并且该文进一步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待西方经济学的一贯的立场和观点，也是我们研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唯一正确的方针。”
3.第三个阶段，以应用为主的阶段
这个阶段大体上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这个阶段的背景主要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发表和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要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标志着我国的经济体制将由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转换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要建立与这个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微观基础和宏观调控体系。这种经济体制转轨的需要激发了中国经济学界进一步研究、介绍和应用西方经济学的热情。因为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的主要内容正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实践和经验总结的产物。中国既缺少市场经济实践，也缺少市场经济理论，西方经济学正好可以供我们学习、研究和借鉴。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使得我国经济学界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重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学界关注和讨论的问题很多，但是从基本理论上来看主要关注这么几个问题：一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市场经济能否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如何结合；二是如何认识市场经济的性质、优缺点和运行机制，它与计划经济有什么区别；三是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如培育市场体系、完善市场价格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由于要回答这些问题，所以这个时期的中国经济学界更多地介绍和应用西方经济学中的价格理论、产权经济学、企业理论以及对市场经济制度进行正面论述较多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货币主义。其中，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问题是重点问题，也是难点问题。无论是搞西方经济学的还是搞政治经济学或其他学科的学者都在研究这些问题：市场经济能否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如何结合？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创举，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说，西方经济学论著中也没有，理论上都是空白。中国的伟大实践又一次走到了理论的前头，突破了理论的框框。我们要建立的正是现有的理论中所没有的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么我们在经济学理论上怎么认识、怎么解释这种创新的经济体制？所以这个问题是当时经济学界讨论的一大热点问题。如何认识市场经济的性质、优缺点和运行机制？它和计划经济有什么区别？这也是当时大家所讨论的。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比如如何培育市场机制、完善市场体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研究、思考这些问题时许多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更多地去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文献、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这使得介绍和应用西方经济学的声势不断扩大，甚至一些讲授和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也来研究西方经济学，一些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的博士生到高校工作以后也不教政治经济学了，而是改行从事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这一切似乎表明风气在开始变化。也就是在这个阶段，“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呼声被提出来了，一些学者重新强调“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抵制西方经济学的呼声随之高涨。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界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这三个阶段是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所走过的三个阶段相对应的。我国的经济体制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再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三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学界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转变也经历了三个阶段：以批判为主的阶段，批判与借鉴相结合的阶段，以应用为主的阶段。相应地先后对西方经济学有了三种界定或三种提法：庸俗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态度的这三个阶段和三个提法与我国改革开放的三个阶段大体上是相对应的。这就是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境遇变迁过程。
西方经济学为什么会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历这样的三个阶段，会有相应的三种提法和三种态度？这恐怕不能解释为人为的原因，也不能解释为西方经济学的影响如何强大。我认为这是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进程所产生的一种结果，是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所产生的一种需要。我们发展商品经济也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好，不仅要引进外国的资本、技术和设备，还要引进自然科学知识和对我们有用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其中就包括西方经济学。我前面提到，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前无古人的创举，我们没有多少理论上的准备，也没有什么实践经验。因此，“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什么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社会主义制度如何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运行和管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这些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重大的实践问题的问题我们就需要研究，需要探索。市场经济在西方已经走过了几百年，它们有很多实践经验，相应地产生了很多总结这些经验的理论，提出了许多概括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理论。这些理论和实践经验是我们过去所没有的，所缺乏的。这些理论和实践可能有错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只要这些理论和实践对我们有启发，有参考借鉴价值，就值得我们去研究。即便是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只要认真研究了它们，知道了它们为什么会出错，错误的危害在哪里，我们就可以避免犯类似的错误，少走弯路，就可以知道应该扬弃什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正在进行，我们有必要把眼界向西方开放，看看人家的市场经济实践是什么样的，看看人家的市场经济理论是什么样的，这些理论和实践哪些对我们有用，我们应该怎么去正确地看待它们，这些理论、这些实践和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什么关系。我认为主要是这样一些客观需要造成了我们对西方经济学态度的变化。
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境遇变迁的三个阶段是充满着分歧和争论的。根据我的观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关于如何正确地对待西方经济学有过三次大争论：第一次大争论是高鸿业教授翻译出版了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0版）以后，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经济学界掀起了一场关于如何看待西方经济学的大争论。萨缪尔森《经济学》的出版在中国学界引起了轰动，年轻的学者和当时在校的青年学生觉得这本书很有趣，书中的知识是全新的、丰富的，很多概念、方法和理论在过去闻所未闻。这本教科书当时很畅销，甚至一些摆地摊的小商贩也在卖萨缪尔森《经济学》。我国老一辈经济学家大多数人最初也是通过阅读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了解到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初步认识了什么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这本教科书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自然就引起了质疑和争论，“我们怎么看待萨缪尔森《经济学》? ”高鸿业先生在世的时候曾经跟我说，他翻译了这本书以后，学界有一些人批评他责问他“为什么要翻译萨缪尔森这本反动教材？”“为什么要宣扬资产阶级经济学？”有人提出，高老师必须写批判萨缪尔森《经济学》的文章，以消除这本书的错误影响，帮助青年学生和学者正确认识萨缪尔森《经济学》。于是，高老师写了“十评萨缪尔森《经济学》”，连载在《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83年第2期至1985年第5期上。第二次大争论是1994年在北京由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和高校理论战线杂志社连续举办的三场西方经济学学术报告会，参会者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经济学者，其中以从事西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学者居多。这三场报告会主要是讨论如何评价和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组织这个学术讨论会的背景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后，1993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之我国学界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转到以应用为主的阶段。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在当时的中国非常流行，当时的一些学者、一些文章言必称科斯和科斯定理，并认为科斯定理是我国产权制度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基础，由此引起了学界的担忧：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是不是过头了？所以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组织了这样大规模的研讨会。这个讨论会后来出版了三本论文集。第三次大争论是由2005年7月刘国光先生发表《谈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载《高校理论战线》2005年第9期）引发的。这篇文章产生的背景主要是，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经济学界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和第二个阶段比较起来可能更加亲西方经济学了，应用西方经济学的方法、理论和模型越来越多，批判西方经济学的越来越少。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西方经济学在中国被用得更多了。中国很多高校开始大批量引进海归经济学博士，有些学校的经济系、经济学院直接招聘海归学者做系主任或院长，而这些海归经济学博士大多没有系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些做法和现象引起了刘国光先生和其他一些老一辈经济学家的担忧。在这场大争论中，有学者提出疑问：政治经济学在中国是不是还处于主流地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中国经济研究和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吗？政治经济学的话语权是不是还控制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手里？
虽然在如何正确地对待西方经济学的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论，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加入争论的学者越来越少，争论的声音也越来越小了，避开争论而直接应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中国经济的越来越多了。这只要看看中国各类经济学和管理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就可以发现这个变化趋势。
现在中国学术界对西方经济学持有四种看法或态度。第一种是完全否定的态度，也就是和前面第一个阶段的态度是一样的，认为西方经济学整体上是庸俗的、反科学的、错误的、有害的。这种观点现在已经不占主流了，但是还存在，老一辈的学者中间有，年轻的学者中间也有。有些人把老一辈中持这种观点的叫“老左派”，把年轻学者中持这种观点的叫“新左派”。这些人为数不多，但是他们在网上和有些期刊上还是比较活跃的。第二种是完全肯定的态度。和第一种态度完全相反，持完全肯定态度的人认为西方经济学是一种普遍原理，具有普世价值，在外国有用，是真理，在中国也有用，也是真理。他们认为西方经济学和自然科学一样没有国界，没有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持这种观点的人也不是很多。但是有，其中有人还在中国权威经济学期刊上发表文章阐述过这种观点。第三种态度认为有些西方经济学的流派、理论和政策主张适用于中国，有些流派的理论和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西方经济学流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对中国都是有用的，其中一部分流派对中国是有用的，因此我们应该学习这些流派的理论和政策。例如，我国有学者近几年提出彻底埋藏凯恩斯主义，回归哈耶克思想，这个意思是说，凯恩斯主义是错误的，不适合中国，哈耶克的理论是中国需要的，应该把哈耶克（理论）请到中国来。还有人说张五常对经济学的贡献很大，他的理论很有用。有些学者在网上、媒体上、报刊上发表文章对张五常做出非常高的评价，有些人甚至说他是华人经济学者中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世界华人中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而和张五常观点不一致的人则持相反的观点。第四种态度认为应当结合中国的实际学习和运用西方经济学。这种观点认为，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和政策主张应该进行鉴别，再有所取舍。鉴别和取舍的标准就是看它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有没有用，在多大程度上有用。以这个作为标杆，作为参照系来研究、分析西方经济学，而不是说哪个流派的理论是对的、哪个流派的理论是错误的，也不是说整体上西方经济学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应该要有分析、有判别。持第四种观点的学者现在越来越多，持前三种观点的人现在似乎成了少数派。
我认为，现在对西方经济学进行介绍、评论或批判还是需要的。西方经济学毕竟不是对中国经济实践的理论概括，也不是根基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土壤，它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中不可避免存在与中国国情、中国实际不符的内容，甚至有一些与中国现行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相悖的内容。但是我们的经济学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介绍、评论和批判上，更多的是要面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现实，面对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解决我们面临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为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对西方经济学的介绍和批判上，仅仅简单地否定和排斥西方经济学，这样做似乎捍卫了我们的立场，但是很难说真正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