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现阶段发展理论的创新
随着经济转向新常态，发展理论出现了一系列创新。熊彼特曾说：“创新就是创造性毁灭”。进入现阶段后发展理论可能有很多方面要毁灭，要扬弃一部分在改革开放初期所推行的当时行之有效的发展理论，这就是创新的含义。
第一，发展理论任务的改变：由摆脱贫困的经济学转向富裕人民的经济学，发展理论由指导起飞转向指导现代化。以前我们以gdp增长为目标，用高投入来支撑经济增长，包括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都属于摆脱贫困的经济学。现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发展理论要为基本实现现代化提供理论指导：一是指导转变发展方式，目标是要有能力在创新技术和产业方面与发达国家竞争；二是要富裕人民，包括提高人民收入，增加居民财产，使居民享有更多的公共财富，最终要实现共同富裕。
第二，发展引擎的转换：由外转向内。在低收入阶段发展引擎可以说是外向型经济。“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主要依靠其出口导向和引进外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尤其是沿海城市的发展有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农转工，在农村推进工业化；第二个阶段是内转外，从内向型经济转向外向型经济；现在进入第三个阶段，即外转内，扩大内需。它的背景有三个方面：（1）国际市场状况的改变。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放缓了，其市场收紧，一直到现在尽管美国经济开始复苏，但欧洲和日本的经济仍然萎缩，我们的主要出口市场受到很大影响。（2）中国市场地位的提升。中国市场的规模已经相当大，总体规模进入世界前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说：“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主要依靠出口和国外直接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战略的重要性将降低，同时中国面临着继续改善资源配置和生产力的挑战，应对这个挑战的对策就是要使国内经济成为增长和平衡的发动机。”（3）内需的作用增强。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国内需求有巨大潜力和强大的引擎作用。首先，消费需求将成为扩大内需的重大支撑。其次，城乡发展一体化无论投资需求还是消费需求都会产生较大规模的内需。再次，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不仅能够增强供给侧能力本身，也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方面。最后，解决国内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会形成多种层次的内需。我们国家地区差异非常大，多年来沿海地区的发展主要依靠海外，但沿海的发展对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并没有如预期的那么明显。现在转向内需必然产生巨大需求。
第三，需求拉动力的调整：由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低收入阶段是高投资拉动，哈罗德-多马模型以gdp增长为目标，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要转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尤其是突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其必要性在于，首先，以增加人民收入、提高人民消费水平为导向，体现了经济发展目标的调整；其次，相对投资拉动，消费需求增长潜力更大，而且不仅仅体现在消费需求的总量方面，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消费需求的结构方面。消费结构中的新的中高端消费，潜力巨大。转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前提是要拉动消费。对于拉动消费我强调三个方面。（1）培育消费力，主要实现途径有：一是增加国民收入；二是稳定高就业率；三是社会保障全覆盖；四是在宏观国民分配中提高消费的比例，改善高积累低消费状态；五是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并使中等收入者达到大多数。（2）消费业态的创新，主要包括信息消费、绿色消费、住房消费、旅游休闲消费、教育文化体育消费、养老健康消费的创新。（3）服务业的发展：借助互联网＋平台，网络消费和共享经济从广度和深度扩大消费领域。由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绝不是以消费拉动代替投资拉动，我们只是指过去投资拉动比重太大，很多投资拉动的经济是无效的，只有消费拉动的经济才是有效的。
第四，改革着力点的转向：由需求侧转向供给侧。现在我们大家都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不能认为我们没有需求侧的改革。从1978年开始的市场化改革就是需求侧改革，包括取消指令性计划，转向市场经济。需求侧的改革进行了40年后将重点转向完善需求管理。现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我们的结构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供给侧。一方面，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的居民消费需求开始转型升级，产生中高端消费需求；另一方面，生产和服务还停留在低收入阶段，单纯追求数量，不追求质量。当前结构性问题就突出表现为有效供给不足和无效产能过剩并存。我们讨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需要强调，“三去一降一补”是任务不是目标。目标是矫正要素配置的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同时要培育新的动能，替代去掉的无效产能。我们要发展新经济，要激发新的活力，形成新的发展动能，这才是改革要解决的问题。
第五，增长原则的改变：由效率性增长转向包容性增长。在低收入阶段迈向中等收入阶段的过程中，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效率性增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调效率，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二是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取得报酬，尤其是资本要素、技术要素、管理要素按贡献取得报酬。这样的分配方式同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一致的，它的正面效应就是充分发掘增长潜力。但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到一定的程度会激化社会矛盾，经济增长会受到过大的低收入群体的抵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定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比如在南非和阿根廷等一些国家，一边是高楼大厦，一边是贫民窟，虽然它们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是无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这告诉我们：由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的阶段主张效率优先，但是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必须解决公平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要转向包容性增长，习近平总书记在g20杭州峰会上专门讲到“包容性增长”概念，要树立人民命运共同体意识，解决全球发展不平衡现象，使各国人民公平享有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我们的包容性增长又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所以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就是可持续发展，共同参与发展，公平合理分享经济成果，缩小收入差距。要克服权力不公平造成的分配不公平问题，劳动要素必须共享发展成果，让落后地区和农村地区都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
第六，增长路径转变：由依靠物质资源投入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有几个阶段：一是要素驱动阶段，二是投资驱动阶段，三是创新驱动阶段。在低收入阶段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靠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这个驱动力就要调整。就要素驱动来说，物质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供给已经不足，低成本劳动力供给也不足。投资驱动主要靠国民收入分配中的高积累低消费，长期以来为了保证高投资高积累，宏观收入分配采取低消费。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人民不可能长期忍受高积累低消费，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经济增长路径就只能转向创新驱动。创新由技术创新转到科技创新，一字之差反映创新的源头发生了变化。原来谈技术创新的时候，创新的源头是企业内部进行的研发，现在强调科技创新是因为创新的源头变为大学和科研机构进行的知识创新，谈科技创新而不是谈技术创新，是强调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关系。现在谈创新是强调产学研系统创新，既然创新的源头为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知识创新，那么创新成果的形成就必须要求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协同、大学及科研机构同企业的协同，鼓励科技人员创业就是指产学研协同创新。
第七，发展战略改变：不平衡战略转向平衡战略。我们之前实行的不平衡发展战略，一是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城市和工业优先于农村和农业而发展，二是实施各种地区倾斜的区域发展战略，三是对某些企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不平衡战略的正面效应是充分发挥了各个方面的潜力，在较短的时间内通过了发展的瓶颈，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出现了不平衡问题，短板开始显露：一是产业结构有效供给不足和产能过剩；二是在工农业关系方面，农业现代化滞后；三是在城乡关系上农村发展落后；四是在地区结构上中西部地区贫困问题突出；五是在增长和生态关系上生态破坏严重；六是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关系上社会发展滞后。为了解决不平衡问题，就要通过平衡战略补齐短板，比如补农业现代化的短板，补社会发展的短板等。
第八，转变二元结构现代化路径。过去解决二元结构问题基本上是在“三农”之外解决“三农”问题。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以非农化解决农业问题，以城市化解决农村问题，以劳动力转移解决农民问题。”这就是在“三农”以外解决“三农”问题。虽然这些做法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三农”总是赶不上“非农”的发展，城乡差距、工农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进一步扩大了，农业成为“四化同步”的短板。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求农业农民农村直接成为现代化的对象和重点：一是发展现代化农业，引入现代生产要素，科技要素和人力要素；二是农民现代化，将城市要素、城市生活方式引入农村，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三是新型城镇化，城乡发展一体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就是农民市民化，使农民享受城市文明。
第九，全球化地位的转变：由以比较优势融入全球化转变为以竞争优势主导全球化。一方面，现在全球化的态势发生了变化，与经济衰退相伴，以美国为代表推行的再工业化和保护主义实际上是反全球化。另一方面，我国已有的资源禀赋优势不再明显，如土地和劳动力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获取的报酬本来就很低，随着土地价格和劳动力价格的上涨，附加值进一步降低。我们要从比较优势转变到竞争优势。什么是竞争优势？首先，竞争优势更多地指向国家层面的开放战略，不排斥企业继续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其次，竞争优势理论把技术进步和创新列为思考的重点，着力培养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竞争优势；最后，竞争优势理论依据的是一国产业拥有与世界级竞争对手较劲的竞争优势。基于这些考虑，我国产业需要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争取在价值链中占据主导地位。
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发展理论的上述9个方面的创新表明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些原理要改变，一些在改革开放初期行之有效的政策在当前需要做出调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把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三个层面问题结合起来形成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用中国的理论讲中国的故事，用新的发展理论引领和推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这样，政治经济学的功能就可以放大，它不仅仅具有思想教育功能，还会指导企业经济决策以及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